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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辨正

发布日期:2019-08-02 07:47   来源:未知   阅读:

  “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中认为,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刘秀推行“度田”之策后,直接导致建武十六年盗贼猖獗事件突然爆发。然而,当我们考究史籍后,发现赵翼此说实为欠妥。事实上,造成此事件发生之缘由应有此二端:其一,此局面的产生与东汉王朝讨伐匈奴无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朝廷为了征伐匈奴,连年征发兵卒劳役且大规模移民,致使许多民众不堪其苦而沦为盗贼;其二,地方官吏无能失职,讨伐不力。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中说:东汉建武十六年(40),“案是时天下初定,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岂肯又生变乱?此必有激成其祸者,而本纪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案《刘隆传》,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怒,不得其故。时明帝年十二,在侧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帝更诘吏,吏对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遣谒者为更正,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1]82-83

  赵翼认为,东汉建武十六年(40)盗贼猖獗的原因是光武帝刘秀实施度田政策后,一些地方官员因度田不实,引起了局部性小规模混乱,若无其它更大缘由,决不会造成跨州连郡的大规模地方混乱。笔者初读时,对赵翼此说曾深信不疑,并未进行深入思考。后来,渐渐怀疑赵翼此说的合理性。因为就史实而论,赵翼对东汉建武十六年(40)盗贼猖獗原因的解释似乎并不完全合理。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就此略陈孔见。

  赵翼是清代极富盛名的史学家,所著《廿二史札记》被誉为清代三大考史著作之一。赵翼在此书“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中,对东汉建武十六年(40)盗贼猖獗的原因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对我们了解此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源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当我们仔细查阅相关史籍并认真思考之后,便不难发现他的论断颇不合理。

  首先,赵翼此说之立足点便与史实不符。众所周知,每当新政权刚建立不久,小规模的地方叛乱仍会延续多年,此情形可谓史书不绝,并非赵翼所说的“案是时天下初定,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岂肯又生变乱?”[1]82-83自光武帝刘秀统一全国,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地方上的小规模叛乱仍频频连续发生了数年。现将相关史料兹录于下:

  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叛从蜀。[2]693

  我们翻阅范晔《后汉书》时,发现有关建武年间盗贼猖獗的记载颇多,远不止这些。通过以上所引史料,我们不难明白,在光武帝创业初的数年间,地方盗贼叛乱频仍,充分说明赵翼之论颇不合理。

  其次,赵翼处理地理方位问题时存在非常明显的错误。据《后汉书·刘隆传》所载,因度田不实而下狱死的张及等十余人,皆属今河南一带。

  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讨之则解散,去又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2]67

  建武十六年,盗贼四起而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也就是说,当时盗贼最为猖獗之地应在今鲁、冀一带,并非张及等人所供职的河南,二者可谓八竿子打不着,毫无联系。

  最后,赵翼谈到,建武十六年盗贼猖獗“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亦与史实相左。

  (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2]66

  (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及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2]66

  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 逾) 制,不可为准。[2]780-781

  不难看出,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所推行的“度田”不仅核实田数和清查户籍,还进一步打击豪强地主和不法官员。赵翼由此认为,建武十五年(39),因地方官员度田不实,而导致建武十六年(40)突然出现各地盗贼肆虐之势。

  袁延胜先生由此推断,建武十五年(39)度田法令非常严格,同时也说明建武十六年(40)以后,度田政策被继续严格贯彻执行。[4]这就表明,光武帝刘秀的“度田”之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激起民变是有可能的,但并不能说明此事件直接导致十六年突然爆发大规模盗贼猖獗之势。我们知道,十六年之民变跨州连郡,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十五年度田事件与河南尹张及等人因度田不实而被处死之时相去不远。因此,建武十六年(40),全国各地盗贼肆虐局势的形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非短时间内所能造就。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我们已较为深刻地认识到赵翼有关东汉建武十六年(40)盗贼猖獗原因的探讨颇不合理。那么,其真正的历史原因是什么?笔者将就此试作阐述。

  第一,当与讨伐匈奴无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据史籍记载,匈奴自建武六年起,与卢芳联合侵扰东汉北边多次。建武九年,“……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2]2940朝廷为了征伐匈奴,连年征发兵卒劳役,可谓劳民伤财,人们苦不堪言,以至于落草为寇。建武十三年(37)大量移民之举,更是促进了之后盗贼肆虐局面的产生。

  第二,地方官吏无能失职,讨伐无功,助长了地方盗贼猖獗之气焰。而造成此局面之根源,与东汉初选官制度之弊端脱不了干系。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絜、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2]3559

  光武帝以“英俊、贤行、廉絜、平端”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不免时常选用一些既迂腐不化又擅巧言谄媚者。

  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2]1141-1142

  我们从以上所引史料还可得知,光武帝刘秀用人策略存在失误。但考究史料,不难发现刘秀用人策略并非一开始便是如此。刘秀在皇帝位子尚未坐稳之时,可谓知人善任,和刘秀同时叱咤风云的群龙众虎。[5]等到他一天下之后,便与中国古代诸多帝王一般产生了较为浓重的猜疑心,进而采取“偃武修文”统治策略。吕思勉先生认为,“偃武修文,诚为定乱后之亟务,然治以实不以名,与其隆辟雍,曷若兴庠序邪?而后汉右文之主,始终虑不及此,可见其所谓右文者,仍不免徒饰观听,与先汉武帝同病也”。[6]265-266这就导致刺史、牧守等地方不敢据实上奏盗贼猖獗之事实,一味地粉饰太平,迎合刘秀的个人意愿。如此一来,等到朝廷得知实情时,盗贼猖獗早已一发不可收拾。

  综上可知,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有关东汉建武十六年盗贼猖獗源起之论是有待商榷的。我们认为,实则其缘由应有此二端:第一,此局面的产生与讨伐匈奴无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朝廷为了征伐匈奴,连年征发兵卒劳役、大规模移民,致使许多民众不堪其苦而沦为盗贼;第二,地方官吏无能失职,讨伐不力,导致地方盗贼逐渐做大且愈演愈烈。囿于学识所限,上述认识尚存在一些瑕疵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1][清]赵翼 著,王树民 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3]李均明、刘军: 《武威汉滩坡出土汉简考述》 ,《文物》,1993 年第10 期。

  [4]袁延胜:《东汉光武帝“度田”再论——兼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 年第8期。

  [5]祝中熹:《刘秀的得人与用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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